当国家面临外部武装力量入侵或者国内大规模骚乱、暴动、内战、瘟疫、自然灾害等等可能威胁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的时候，现代法治国家通常会依照法定程序宣布某个区域乃至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一旦进入紧急状态，政府便被授予一种具有危机管理性质的紧急权力。

法律经济学的国际性合作也正在蓬勃开展，1990年，欧共体国家在基恩特（Ghent ）大学建立了欧洲法律经济学院（School for Law and Economics），专门为欧共体国家提供跨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因此，普通法的"捕获原则"由于不能创立一种排他性产权，在特定场合下，并不一定适合成为土地主之间合约安排的基础。

而在存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里，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因此，它们在揭示转轨国家法律改革的特殊性方面显得缺乏说服力。实际上，我们可以寻找一个更高层次的研究对象来将这些不同门类的法律整合进一个统一的理论结构之中，比如，法律总是一种协调利益冲突促成合作秩序的手段，当我们将合作秩序作为研究对象时，法律就与政策、非正式制度一起成为秩序治理和秩序演进的动力机制和源泉。到了19世纪末，法院系统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受到以霍姆斯和庞德为代表的法律现实主义的挑战，他们认为法律和社会生活的变迁息息相关，主张法学应当和其他社会科学相融合。立法者如果对其国家的民众的信仰体系、权力结构缺乏洞察力，即使颁布了一些法律条文，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无法实施。

这一点与制度主义的问题意识是相通的， 他们都不是像李嘉图那样将抽象的模式与现实等同起来或从理论一下子跳到政策结论，而是注意观察制度或法律运行所需的条件以及条件变化之后法律制度如何适应已变化了的现实，即现实主义的法律经济学试图为理论向政策的应用性精化架起一座桥梁，其目的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1] 但是波斯纳似乎忽略了普通法失败的情形，这里所说的普通法失败不仅仅包括普通法实施中因法官腐败、寻租行为导致的法律失灵（表现为诉讼成本高昂），也包括普通法惯例形成过程中由于所需时间较长而导致的普通法规则的滞后或空缺。任何政策都无疑需要一定的审慎（不同于谋而不决）。

雅典的直接民主开始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不仅是对内（陶片放逐法），也是对诸联盟城邦（雅典帝国）。似乎任何对民主制度的质疑都是向当权者的谄媚，任何对精英政治的鼓吹都是对人民群众的背叛。但多数人的参与应辅之以一定的甄别筛选程序。但以此为理由显见不足，雅典民主制下的灿烂文化、发达商业，以及希波战争中的巨大成就，都可以构成对此的反驳。

约翰·麦克里兰有如此评价：政治有阶级本性，古希腊人坦白面对。难道民主梦想只是虚幻？ 现代批评民主虚伪性的言论，往往强调精英在政治中依旧无处不在，普通的民众实际上对与其自身相关的政治决策并无影响力。

由此笔者分析了雅典政制中民主梦想与精英倾向的各自指陈。现今在国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情绪，认为民主就是当然良善的制度。面对追求民主的大众的强大声势，贵族制早已抛弃了其原初的形式，且欣然改头换面。从心理学的范式来讲，民众在面对政治事务时有一种惰性的冷漠，这一点可以从当代欧美民主制度中投票率长期走低的现实中找到例证。

随着民主的发展，一股逆流便会乘虚而入。如果对这个论断不加以思索就接受，很可能得到一种错误的理解，即认为雅典政制一直是以民主制度的形态而存在。（五）伯利克里改革 伯利克里亦是贵族，他的改革首先是开放官职，促使民众获得自信，从而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在政党组织中终将出现职业化的领袖，而职业化领袖的出现即意味着民主走向末路的开端。

根据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选举权所做的阐发，民主力量的增强和民主要求的增加都是滚雪球式的过程。桀骜不驯、行止无方，并且贫穷更是诱使他们行卑劣之事，更不用说这些群氓缺乏教育、不辨是非已经无以谋生。

从这次事件的结果来看，缺乏规范逾越规范也并无不妥。一个回归的流亡者开始违反大赦条例，于是，阿尔基努斯将此人强拽到议事会上，说服他们不经审判便将其处死。

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中选择了专业分工，都没有丧失自主性。（一）民主梦想的成因 雅典民主制度号称人民主权、轮番而治。进一步说，除非我们退回到老子所梦想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否则根本就无所谓民主。不可否认的一点，理念上的全体负责，落实到实践中很容易演变为无人负责。对现今政治生态的考察，加上对历史经验的反思，读者可能对民主梦想产生一种悲观的看法。（二）政党的政治 身处中国，对于党的感知不可谓不深。

由此可以察觉到的是，在政党政治下，政治的精英化已经隐蔽地完成。有钱人不一定是精英，但精英不可能在财产方面处于弱势。

由于本文篇幅有限，作者无法在此完整地还原雅典政制流变的历史全貌、面面俱到，只能尽可能完整地展现出雅典政制流变的过程。但由此认为雅典政制中的民主梦想在当今时代不再有实现的机会，这是一种谬误，亦即将民主诠释为民众对政事的当家作主、事必躬亲。

此外，关于折衷论，笔者还有两点猜想欲在此略作展开。陶片放逐法，在笔者看来，其实有齐平化的取向——不是使民众成为精英，而是使精英自甘屈身成为普通民众。

梭伦对于执政官的选任的改革的内容实际上一直被沿用下去，此后执政官的任命方式一直都是推选加抽签。这意味着，民众为其自身利益而委托、授权精英管理集体事务，也是民主梦想中的应有之义。这样的情形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国家的大小、人口的数量、政务的繁杂，远不是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所能胜任，而需要专家化精英化的治理。这一点甚至被亚里士多德评价为导致后来雅典的极端民主的重要肇因。

这是当今谴责民主虚伪性的重要理由。也要提防精英的傲慢，尊重群众意见的同时保障潜在精英崛起之路的畅通。

之后伯利克里所领导的民主党在与寡头党的政治斗争中获胜，继续进行民主化改革。这意味着，民主梦想是民众为了城邦的集体利益行使治权，精英倾向是精英为了城邦的实际利益行使治权。

但是常常忽视了一点，即鉴于人多手杂不宜处理政事，克里斯提尼其实还设置了被称为主席团的五十人团的常设机构。另一方面也坚持民主梦想，亦即民众可以表达其诉求及建议，并应引起精英们的重视，对于有一定现实意义与可行的应予以采纳，同时注重民众向精英流通渠道的畅通。

其后城邦也经历过寡头复辟，而民主也最终得以恢复。民主代议制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这一点上有别于雅典多次反复的直接民主制）。代议制被视为统治阶级篡夺权力的工具，而民众手中唯一的权利就只有定期选择一群主子这一可笑的特权了。或者可能产生的另外一种错误的理解，即认为在雅典完成民主制度的构建之后，再没有过反复。

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需要一个职业政治家阶层和得到认可并备案的专家队伍。在政治义务的设置中，他对于平民和贵族的政治义务的分配上明显有所偏颇。

虽然这项改革的意义因为公民财产等级制的规定而有所削减，此时下层平民实际上仍然不可能成为城邦的最高执政官。而精英倾向在于精英权力的扩大化，并由此保障精英自身的利益也得以扩大化。

此例即为民众决策情绪化倾向严重而缺乏立场之明证。事实上，效率低下似乎是民主制度的通病，无论是雅典的直接民主制或现代的代议民主制。